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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吩咐跟他进门的一位年轻人：“给教育局打个电话。”
年轻人说：“他们局长刚出国，找成峰？”
中年人点点头。
别看女孩的母亲光会哭，不怎么样，她的堂兄还真是不简单。这中年人不是别个，刚好就是本市的市长。他要找的这位成峰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陌生人，刚好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顶头上司，本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成峰眼下显然流年不顺，运气有些问题，什么好事不找，偏就撞上这种破事。这人跟我们的学生金炎一样过于优秀，容易在任何场合里脱颖而出，不由我们要对他深表同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位女生之母同市长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通常而言，五服之内皆堂，一个大家族里，有堂系亲缘的人像沙子一样多，现代社会里这种关系不太重要，彼此也就同一姓氏有些ＤＮＡ方面的联系，一旦有谁犯案可以提供血样帮助警察做点鉴定比较，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太多关联。但是我们这位女生的母亲跟市长的关系特别了一些，他们俩的父亲是亲兄弟，老家在乡下。市长的父亲是老大，当年在家务农，生的子女较多，抚养困难，便把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市长寄养在自己的弟弟那里，老农的这位弟弟在城里当老师，生有三个女孩，独缺个儿子，有亲侄自乡下投奔，自然视如亲子。市长在叔叔的家里生活，在叔叔任教的中学读书，直到上大学，出人头地。这种经历，使市长与叔叔家的几个堂妹不是亲如一家，完全就是一家人了。出事女生的母亲在市长几位堂妹里排行最小，据说当年初上小学时，要由堂兄牵着手才肯过马路，所以如今一朝有事，在堂兄堂嫂面前尽可放声大哭。
他对堂妹反映的问题颇不悦，说：“这些人都怎么搞的。”
几分钟后就有一个电话打来。
“我是成峰。”电话里那个人说，“市长您找我？”
市长问成峰现在在哪里。成峰说他在外边。
“市长有什么交代？”
“你们实验中学是不是有个学生溺水了？”市长问。
“我马上了解，马上向您报告。”成峰说。
显然他还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不知道我校应届考生金炎掉进了南园的水窟窿里，下落不明外，更不知道本案有位女生蒙受惊吓和冤曲，这位女生还跟市长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局长先生此刻稀里糊涂。不过他比我们要强一点，没被那么大一个市长的电话吓懵。轮到我们，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市长，我们像瞎子一样什么也没看到，我们还像个聋子似的没听到什么。成峰不一样，他说了两个马上，马上了解，还马上报告，该省略的省略了，该表达的表达了，这话说得还是有些水准。
当然最有深度的是他的托词。市长问他在哪里时他说他在外边。说得很明确，其实纯粹含糊其辞。什么叫外边？本局办公室外边？自家洗手间外边？还是本市外边？通常情况下，含糊其辞具有一定弹性，有如埋设在皮沙发下的弹簧，成峰可能是在试图谋求这种弹性。如果找上门来的是一件好事，例如要找他去拍拍肩膀，表示一下领导的关心，他可以说自己马上就到，因为他眼下只在本市某学校听汇报。如果市长要说的是一件坏事，例如问他为什么不知道某一个学生溺水，他可以称自己远在天边因此未及时知道情况并赶到现场。通常情况下市长不会追问他究竟躲在什么地方，因此他尽可含糊其辞。
但是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世上没有任何物体具有无限弹性。
我们为成峰捏了把汗。
跟着金炎跳下去的当然首推家长。
我们得说一说金炎的父母。在出事的那天也就是国际劳动节的上午，这两个男女虽未参加各类节日家庭活动，却也都出没于张灯结彩的本城公园附近，有如采沙船于南园沙滩边出没。金炎的父亲穿一件不伦不类的旧西装，肩上扛一支扁担，扁担头挂一个用塑料绳胡乱捆成一团的编织袋，在公园边的各居民点游荡，不时拉长嗓门吆喝几句，吆喝的都是我们的家常垃圾，如书报废纸、牛皮纸盒、马粪纸包装箱，还有橡胶底破鞋等等。金炎的父亲老金是个收破烂的，他用低价进高价出的方式把我们各家各户的破烂倒腾到废品回收公司去，赚取其中差价。金炎的母亲金母则采用蹲守方式开展工作，她不收破烂，只制造垃圾：她在公园边菜市场的一个角落的空地上支起一只铁锅，下烧从各建筑工地拾来的破模板烂木块，热气腾腾烧出一锅沸水，静候从菜市场出来的那些家庭主妇。金母当然不是准备当众拿哪一位主妇涮火锅，她等的是有关主妇从菜市场禽类品摊位买到的那些活鸡和活鸭，主妇们把那些活物拎出来交给金母，金母即从地上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手脚麻利地往那些禽类的脖子上一抹，顺手扔到一旁一只大铁桶里，让那些鸡鸭在里边垂死挣扎够，再直挺挺血淋淋提出来下锅褪毛、开膛破肚，十来分钟收拾清楚，用一只塑料袋装了，交顾主拎走。金母慈眉善目，却日宰生灵三五十，每宰一只收服务费若干，并获得一堆略事加工便可以斤论价出售给收购商的禽毛。这家人即以此为生计。（未完待续）